翁牛特旗自从有了张爱玲我们的爱情故事开始改写

　　如果张爱玲还在，一定会给我们一个答案。作家：甘草子，不小资，不文艺，不妖娆，不风情，恬淡自守，性如草木。

　　在这种模式里，男女真心相爱，但会遇到外部压力，不是社会反对，就是家庭反对。仿佛没有这种压力，他们的爱情就不存在。有联合起来反抗社会，控诉社会黑暗的，比如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有在压力之下退缩的，比如涓生；有虽然正直却无能为力的，比如方达生；有忙于革命无暇顾及爱情的，比如觉慧……总之，女主角一往情深，却总得不到男主角，成了爱情祭坛上的祭品。

　　一是男主人公的身份固定，一定是书生，一定是青年。他们不仅占据知识优势，还占据年龄优势。我们的爱情小说，是没有一个中年人谈恋爱的，更不要说老年人。

　　其实，大家里里外外早已将她俩扒得个精光，就是一颗洋葱，也没得“皮”可扒了。

　　更可气的是，前几年《色·戒》上映，开始并没多少人留意，九十年代那一波“张爱玲热”已经过去了。但因为汤唯封杀，大家重又发现了张爱玲。

　　张爱玲跟郁达夫不是一路。她在小说里极少现身，她是冷冷地站在一旁，当清醒至极的旁观者。即使是她晚年写自传体小说《小团圆》，也是出于一种迫不得已，后来又顾虑再三，不同意出版。

　　有意识地与小说人物保持距离，不抢占道德至高点，我个人觉得，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文学品质。

　　在中国现代文学里，这是女人第一次发出这么世俗、这么实际、这么不浪漫的声音。

　　到了张爱玲笔下，女性满脑子想的却是“饭票”，是极现实的问题。男性讲爱情，讲《诗经》，讲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，她听不大懂，只要结婚就好。张爱玲就像乡下人一样实在，但她的表现手法，却极为高超。她让我们听到了另一种女性的声音，跟以前完全不同的声音。

　　有人给白流苏的妹妹介绍了一个海外华侨范柳原，却被她抢了。范柳原不想娶她，想把她发展为自己的情妇，就邀请她去香港。白流苏为了生计着想，鼓起勇气单刀赴会。

　　剥下附着在这些人物形象上各种光鲜亮丽的时髦词汇，我们会发现，这些经过“五四”洗礼新成长起来的现代作者，只要一涉及到男女情爱，就跟旧式文人一样，甚至更不如，他既希望她某些方面独立，比如经济；又希望她完全依附，比如情感和性。

　　连我一个同事，一个从没认真读过张爱玲作品的人，也在饭桌上讲：知道吗？《色·戒》就是讲张爱玲自己，她为什么爱胡兰成那么深？最后还给他写那么一封信，说自己从此萎谢。

　　在这之前，有很多恋爱故事，鲁迅的《伤逝》，郁达夫的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，茅盾的《创造》，巴金的《家》，曹禺的《雷雨》……所有这些爱情故事里，当男人和女人讲爱情、讲文学、讲自由的时候，没有哪一个女人有过这样的声音：“原来他是要精神恋爱”，“精神恋爱的话是听不懂的，不过没有关系……”“将来找家具、找佣人，都是听我的”。

　　有一次我看台湾女作者林奕含生前的专访，她有一段话让我无比震撼：“我无法识字，打开书字就像蚂蚁一样，我看不懂，翁牛特旗很痛苦，失语，没有办法讲话。我在思考读文学的人真的会做出这样的事吗？他误读了吗，他读错了吗，他没有读到心里？我终究必须相信，文学让我幻灭。我长年以来用来淬炼我的尊严、我引以为傲的、让人赞叹的、我自己会有些得意、自己以为有点思想的那个东西，竟然，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我真的非常痛苦。”

　　在扮演拯救和被拯救的职业这么多年后，中国女性更愿意充当狩猎与被狩猎者，翁牛特旗因为这在爱情博弈场上更为公平。

　　正因为占据了各种优势，在这类爱情故事的模式里，男主人公们，永远是自上而下地俯视他们所爱的女人。女人在这里，仿佛不是他们的性爱对象，而是启蒙、教育和感化的对象。《伤逝》里，子君在热恋中睁大美丽的眼睛听涓生讲易卜生、泰戈尔和雪莱，涓生便觉得中国的女性是有希望的。茅盾笔下的君实，为了培养和“创造”理想的女性伴侣，便给娴娴安排上各种西方课程。

　　同样是从小接受男权话语体系的洗礼，她却写出了《金锁记》、《倾城之恋》、《第一炉香》、《红玫瑰和白玫瑰》这样的作品。她真是天才。

　　就比如张爱玲的爱情书写，总比她自己的故事要精彩，有说头吧？但读者不买账，翻来覆去的还是她与胡兰成那点破事。

　　为什么那些文学作品，我们曾经深信无疑的美好、诗意，在这个无辜的女孩身上产生这么巨大的内心冲突，进而彻底摧毁她；而在施害者的手里，却如魔术棒挥洒自如，被随意摆布？

　　在中国传统爱情故事里，没有谁会正视男人需求和女人利益的根本性冲突。这种根本性的冲突，发生在男女之间的斗争，从盘古开天辟地，从女娲抟土造人起就一直存在。但我们要等到张爱玲出现，才肯正视和面对。

　　郁达夫是极端主张“一切作品都是作者的自传体”，现代作者中没有谁比他更喜欢在作品中暴露自己。如果谁喜欢看暴露文学，可以去看看他。

　　流苏自己忖量着，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。她倒也赞成，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，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，很少结婚的希望，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：在恋爱过程中，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。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。后来总还是结婚、找房子、置家具、雇佣人─那些事上，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。她这么一想，今天这点小误会，也就不放在心上。

　　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基本上都是悲剧，除了《倾城之恋》。傅雷当时写过一篇文章，赞扬《金锁记》，但狠狠地批评《倾城之恋》，觉得这只是一个通俗的爱情故事。但把张爱玲放回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脉络里看，会发现《倾城之恋》很特别。

　　另一点固化的，是女主公的品行固定。无论是出入风月场所，还是反叛传统家庭；无论是名门闺秀，还是小家碧玉，她们一定是冰清玉洁，品行端正的。而且，往往根据她们灵魂的圣洁程度来分配颜值。在这一点上，“五四”以来的现代作者们领会《红楼梦》颇深，但可惜没学到精髓。他们常常让男主人公陷入精神苦闷以及连自身都未察觉的情欲苦闷，但对女主人公的视而不见。她们是否有期待，是否在害怕，我们不清楚，恐怕连作家也不清楚，他面对这些活生生的女性，如同王维面对山水，一切都是他自己主观情绪的观照。

　　《倾城之恋》讲一个上海女人白流苏，二十八岁，离婚了，回到娘家很苦，一点傍身的钱也给兄弟掏空了。

　　这个小说和“五四”以来的爱情小说有点不同。首先故事的男主人公是个“花花公子”，不是铁肩道义的知识分子；其次故事的女主人公很不纯洁，至少她的动机就不纯；三是故事走向不合常规，通常的恋爱故事是先君子后小人，而《倾城之恋》反过来，是一个先小人后君子的恋爱故事。

　　按照我这位同事的思维模式，所有作者写的，翁牛特旗都是他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既然张爱玲让王佳芝因性爱上老易，最后因此搭上性命；那么张爱玲因性爱上胡兰成，也就理所应当。

　　一开始两个人就都在算计，女人找“长期饭票”，男人找一个新的艳遇。看似很俗套，但这个小说至今还受女生欢迎，为什么？因为是很罕见的女性胜利，把一个花花公子改造成“长期饭票”，迎合了许多女人的胃口。

　　这就是张爱玲式的爱情书写，她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爱情模式，也打破了“五四”以来的爱情模式：男性给女性讲文化、讲知识、讲道理，唤醒女性，而女性非常纯真善良，被男性的知识风釆所感染，陷入了爱情；虽然这纯洁的爱情不被社会所容，但她们自始至终是相信爱情的，即使离开或是死去。

　　在这类模式里，不是书生搭救风尘女子，就是纯洁的风尘女子搭救落难书生。即使是“五四”以后的现代文学，被爱的男主角，十有八九都是有才华的知识分子。如鲁迅《伤逝》里的涓生，郁达夫《茫茫夜》里的于质夫，巴金《家》里的觉慧，钱钟书《围城》里的方鸿渐，曹禺《日出》里的方达生……数不胜数。为什么是知识分子？因为写这些的就是知识分子。这些知识分子爱上的女主角，也大都非常纯洁（至少灵魂上），但地位地下。男主角往往想改变他所爱对象的命运，比如在《日出》里，方达生想感化、拯救陈白露的欲望和责任，就丝毫不逊色自《李娃传》以来的他的许多前辈。